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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不無感嘆地寫道：“走向陜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華民族文化。”是的，只要我們能走進陜北，能有幸走近陜北民歌，在細細領略它的無窮魅力時，就不難發現：那不正是我們一直向往并固守的精神高地和民族之韻嗎？
陜北民歌是極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現象。在北起毛烏素沙漠、南至金鎖關，東起黃河、西至寧夏平原這塊神奇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陜北人“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用攔羊嗓子回牛聲，抒發著自己的沖天豪氣，宣泄著自己的情感世界。通過山曲、酸曲、秧歌曲、小調、道情、信天游、二人臺、碗碗腔、陜北說書、勞動號子等多種形式，用自己全部的精神、思想、情操、甚至生命，向世人盡情展示著陜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和人文價值。在這里，黃土高原廣袤、雄渾中透出幾分蒼涼的自然環境，峁梁起伏、溝壑縱橫的視覺效果，通過藝術思維的折射，賦予陜北民歌獨特的地緣基因，那高亢粗獷、悠揚質樸、熱情奔放的一首首陜北民歌，不正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鳴嗎？
陜北人就像陜北民歌的一個個音符，無論是牛耕的犁溝，還是農閑的炕頭；無論是節日的街巷，還是商賈的路途，都會被陜北人譜寫成一行行、一曲曲如醉如癡的民歌樂章。“陽坡的糜子背洼的谷，黃土地里笑來黃土地里哭”，你看那田野里、路畔上、院落里，那做工、放牧、趕牲靈的；那洗衣、挑水、納鞋底的，競相用民歌來抒發自己的感情，勞作中、酒席上，甚至叫賣、哭悼，都有詞有曲，令人蕩氣回腸，情不自禁。清末欽差、光緒帝的老師王端芬在巡視三邊后寫的《七筆勾》中，將三邊描繪成“圣人布道此處偏遺漏”之地。且不論老先生有無偏見，正是受封建禮教影響較小的客觀現實，才使陜北人的天性、野性、人性得以張揚，才會涌現出赫連勃勃、李繼遷、李自成、韓世忠這樣的民族精英，才會孕育出陜北民歌這樣的文化精品。
陜北民歌是用老镢頭鐫刻在黃土高坡上的音樂巨著，是望陜北的百科全書。“信天游好像沒梁的斗，甚會想唱甚會有”，現今流行的兩萬多首陜北民歌中，有言情的、敘事的，也有訴苦的、明理的，大都是口頭傳唱文學。陜北民歌在流行、演繹過程中，客觀上陶冶了陜北人淳樸、善良、剛毅、豁達的個性，也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陜北的歷史沿革和社會變遷。像陜北民歌手中的杰出代表，《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的作者、黃河船夫李思命（佳縣人），《趕牲靈》的作者、腳夫張天恩（吳堡人），《三十里鋪》的作者、木匠常永昌（綏德人）等，他們可以不識字、不識譜，但他們不能沒有生活，不能沒有民歌。是這些普普通通的受苦人和像他們一樣用心感受生活、用生命擁抱藝術的人，才將黃河船夫的偉大、腳夫的艱辛、愛情悲劇的傷感，定格成一首首膾炙人口的精美民歌，并插上音樂的翅膀，從陜北的土旮旯、山圪走向全國、飛向世界。
應該說，黨中央進駐陜北，將陜北民歌引向了輝煌；而對陜北民歌的推陳出新，則拉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序幕。早在１９３８年，音樂家呂驥就在延安成立了民歌研究會，魯藝師生則成為民歌采風的主力軍，他們深入綏德、米脂及周邊陜北文化的核心區域，將《移民歌》（《東方紅》原名）等一大批具有時代性、民族性、大眾性、洋溢著濃郁黃河魂和黃土情的陜北民歌介紹給世人。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為發展新民主主義“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一大批文藝工作者汲取陜北民歌的豐富營養，從形式到內容進行了一系列新民歌、新秧歌劇的創新。從《東方紅》、《南泥灣》、《擁軍秧歌》，到《生產大合唱》等等。詩人公木、李季借鑒陜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分別創作的《十里鹽灣》、《王貴與李香香》，更開了民歌體新敘事詩之先河。特別是１９４３年由魯藝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以陜北秧歌劇形式創作的謳歌火熱大生產的《兄妹開荒》，被譽為“中國第一個新秧歌劇”，它和相繼問世的《夫妻識字》、《白毛女》等優秀劇目一起，標志著中國革命文藝由衍生走向成熟。隨之而起的新秧歌運動，較好地實現了群眾文化藝術性與群眾性的統一。那最能宣泄情感、表達時代激情的陜北大秧歌和陜北民歌一起，伴著解放大軍的進軍步伐，來了一次全國大普及。
綜觀世界文明史，像陜北民歌這樣普及且對社會發生深刻影響的，雖不能說是空前絕后，但確是世界少有，中國僅有。如果論陜北民歌的廣泛影響，在中華民族主體文化中的地位，我們可以用“陜北民歌唱紅了天、哭慟了地、唱出了一個新天地”來概括。
陜北民歌“唱紅了天”，說的就是《東方紅》。由于《東方紅》吼出了時代的心聲，更道出了“謀生存”這一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所以一俟唱出便一發不可收拾，迅速傳唱全國，風靡天下，不但作為時代的最強音整整影響了一個時代，而且作為人類送上太空的第一首樂曲（１９７１年我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時將《東方紅》樂曲唱響宇宙）而彪炳史冊。“哭慟了地”是指現行的《哀樂》。１９４２年，魯藝的劉熾、張魯在米脂縣常石畔村吹手（嗩吶藝人）常峁兒處采風獲得嗩吶曲牌《粉紅蓮》，由于此曲音韻深沉寬廣、音色凄楚哀怨中凸顯堅毅剛強，體現著一種生生不息的自強信念，很快就被改編成多種民樂演奏的哀樂。１９４３年邊區軍民恭迎成吉思汗靈位時，被正式當作哀樂使用。１９５６年劉熾在《上甘嶺》電影中將此曲處理成管弦樂隊演奏的追悼音樂，并定格成現今通用的《哀樂》。“唱出一個新天地”是指《翻身道情》。《翻身道情》最初是１９４３年由王嵐、林農編劇，劉熾編曲的秧歌劇《減租會》中的一段唱腔，是在以清澗為中心區域流行的陜北道情基礎上改創而成的。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慶祝晚會上首次以獨唱歌曲出演，后由安波重新配詞、劉熾修改定名。《翻身道情》鮮明的政治色彩將陜北民歌無與倫比的震撼力、感染力、影響力演繹到了極致，“大家團結鬧翻身”成了引領那個時代的共識。
為什么中國人用陜北民歌來表達自己民族的大喜大悲？就是因為陜北民歌能始終代表中華先進文化之前進方向。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東方紅》，本是一首土生土長的陜北酸曲———《你叫妹妹不放心》，抗日戰爭時期，陜北人在民族危難之際，盡匹夫之責，奮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隨之將此曲改編成抗日歌曲：“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喲，打日本咋顧不上……”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白馬調》。１９４２年佳縣農民李有源有感于解放區的新生活，又將此歌改為頌歌《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從《東方紅》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陜北民歌與時俱進的發展軌跡。
陜北民歌始終和著時代主旋律、始終與民族命運相聯系、始終同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品質，終使陜北民歌這一陜北的民粹，成為陜西之名片、中華文化之瑰寶、世界文藝之經典，成為中國人永恒的記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