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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4年2月2日 20點25分
地點：陜西延安寶塔賓館318室
人員：康玉巖、馬盛德、胡晶瑩、李端
李增恒，藝名“六六旦”，1928年生，綏德縣就艽園鄉(xiāng)蒲家洼村人。十二歲學(xué)跳秧歌，因?qū)W藝時年齡較小，家中排行老李，以后在秧歌的表演中他扮演的“包頭”（女角，又稱“旦角”）扮相俊美、舞姿婀娜，特別是他的“跌軟腰” 、跑“圓場步”等動作輕盈、飄逸，被群眾譽為“水上漂”，當(dāng)?shù)匕傩战兴麨?“六六旦”。從此，“六六旦”這個藝名聞名整個陜北，并成為全國著名的民間藝人。1988年，“六六旦”藝人曾隨榆林民間藝術(shù)團出訪法國、瑞士、俄羅斯等國，受到國際友人的普遍贊譽。盡管今天我們見到的“六六旦”現(xiàn)已年過花甲，但仍能惟妙惟肖地塑造出陜北妙齡少女天真可愛的動人形象。
（以下李增恒簡稱李）
問：您對您藝術(shù)的傳承問題是怎么看的？
李：后繼無人。我覺得我學(xué)這個藝術(shù)不是要給個人留下什么，而是要把它留給國家。我現(xiàn)在拿著國家的工資，如果不能把這個藝術(shù)留給國家我覺得很慚愧。我現(xiàn)在還能跳、還能說，雖說不能再像二三十年以前那樣，但還是能比劃兩下的。
問：我第一次看您跳“踢場子”的時候還是1984年。當(dāng)年，也就是20年以前您還是風(fēng)采依舊。
李：（笑）那時候我是56歲。
問：您的這種藝術(shù)如果傳不下來那真是一種遺憾啊。后繼無人，這在民間藝術(shù)傳承上的確是一個問題。
李：我不愿意讓別人覺得我拿著國家的工資是白拿的，我非常希望把我的藝術(shù)留給后人、留給國家。
問：現(xiàn)在在陜西像您這樣跳“踢場子”的民間藝人還有誰啊？
李：怎么說呢，崔家灣的賀聚義（音）跳的“踢場子”的風(fēng)格與我們的不一樣，它比我年輕，現(xiàn)在也就60歲。還有像我們蘆家灣也有人在跳。
問：那年輕一代的現(xiàn)在跳得有模有樣的有嗎？
李：有，但有時候去指導(dǎo)他們的時候又有所顧忌，怕他們說，“你跳得好，我們可跳不成你那樣。”如何拿扇、翻扇，這些娃娃有時候理解不了，所以風(fēng)格他們就掌握不了。
問：您是幾歲開始跳“踢場子”的？
李：49歲。啟蒙老師叫嚴(yán)文斌（音），他是榆林地區(qū)的，原來擔(dān)任過綏德縣的村支書，跟我同歲。
問：那你再跟他學(xué)之前有基礎(chǔ)嗎？
李：1947年我們村里來了個要飯的，他會唱，當(dāng)時沒有鼓和镲，就用臉盆、石頭、瓦塊敲著唱。他家離我們村5里地，叫林新槐（音），綏德林家街村人，常來要飯。林新槐的爺爺當(dāng)年是個地主，到他這輩就窮困潦倒了。我21歲那年正月，有一次看到村里人都在圍觀，我就去看，那時我第一次與他跳。
問：二人場子的唱詞您會嗎？
李：我嗓子不好，主要是跳。那時候好多人都愿意教我，說我跳得好、有悟性。后來我們村又來了一位老師，跳得非常好。林新槐雖然跳得好，但他不務(wù)正業(yè)，人們不愿跟他打交道，所以我以后就跟著這位新老師跳了。
問：那您一直是跳“旦角”了？
李：對對對。因為嚴(yán)文斌就是跳“旦角”的。他教我的時候已經(jīng)50多歲了，跳起來還是很利索。“生角”要得是脆、帥，以前社會比較封建，看“踢場子”的觀眾都要用線把男女分開，男的不能到女的這邊，女的也不能到男的這邊。觀眾都要分開，更別說演員了。演員都是男的扮女的，跳的時候誰也不能看誰，都是聽著鼓點，他跳他的我跳我的。老一輩藝人就跟我們說，互相瞅的、互相看的都是不正經(jīng)的。好比說誰哪兒錯了、一下笑起來了，就會有人說，“不要笑，否則觀眾會罵的”。
1955年，歌舞團有個叫劉燕平（音）的來選拔節(jié)目，選上我們了，讓我們?nèi)ソ椀露Y堂演出。哎呀，我長到27歲還沒見過禮堂，也沒有去過綏德。那天晚上，我演的時候，無意中一轉(zhuǎn)身笑了一下，這時劉燕平上來問我說，“你以前怎么不笑啊”？我說，“我不敢啊”，他說，“你笑得很好啊，比如說對方看你了、瞅你了，你也要看他嘛，也要笑嘛，以后你就笑”。就從那個時候我開始笑了，之后觀眾都反映，效果非常好。
問：李老師，您是49年學(xué)的“踢場子”，您知不知道在這之前有沒有“踢場子”，有的話又是什么樣呢？
李：有。他們就是戴個草帽圈子，跳的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動作笨。他們教給我們動作后我們再自己改。他們沒有像我們的扛肩子等動作，他們男的就帶一個胡子，女的不管老少都打扮成十五李歲的娃娃一樣，頭上再綁一個綢子、戴一朵紙花，沒什么講究，就為了好看，穿的是兩扇扇裙。1955年以前就是這些打扮。自從那次在綏德演出后服裝才變了。
問：1955年第一次民間文藝會演毛主席看過么？
李：毛主席看了，當(dāng)時就在天橋中直禮堂那兒演的。再給毛主席演之前，我們有一個全國民間文藝會演的選拔賽，我那時候不知道選拔賽是個啥，只覺得與往常不一樣。服裝穿上后再檢查好幾遍，還專門請了化妝師。化好之后一檢查，怎么一個眉高一個眉低啊，就趕緊洗了再化，光化妝就化了三次。演的時候也要很小心，不敢把扇子、綢子丟了，就把綢子綁在手指上。那時候沒有扎頭發(fā)用的皮筋，就從褲帶上扯下一綹線來，用他綁綢子、綁扇子，這就掉不了了。總之，為了不掉道具，我們各人都想盡了辦法。
現(xiàn)在主席看節(jié)目都是在正面座著，那時候毛主席他們就坐在旁邊的觀眾席上。
問：其實這是主席對演員的照顧和愛護啊，因為很多演員在臺上一看到主席就激動得演不了了。
李：評委在演出之前給我們提意見了，一是不許我們看觀眾，所以我到現(xiàn)在為止還是不敢看觀眾席，不管哪個領(lǐng)導(dǎo)，我都不看；二是“生角”不讓戴胡子了，說戴上胡子就看不出到底是父子還是夫妻了，所以第二天的演出我們的胡子也就摘掉了，我的眼睛就只隨著道具轉(zhuǎn)。那他們原先為什么戴胡子呢，是因為他們“生角”沒有動作，戴上胡子后可以一撩、一掀，不戴胡子就干巴巴的不好看，戴胡子就是為了遮丑。
問：是否以摘胡子為契機，“生角”的動作就開始有所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了吧。
李：對對對。從裝飾的改革帶動了舞蹈形式的創(chuàng)新。女子頭上的裝飾也改變了。頭上就扎羊肚子手絹，再扎英花，改成穿筒裙，有四五米長。轉(zhuǎn)起來就會很大、很好看。其實在民間大家不穿裙子，不用說裙子，連妝都不化，就拿過年貼對聯(lián)的紅紙涂腮紅、涂嘴唇。自從1955年那次匯演之后，我們也從綏德弄了一些化妝品，也開始化妝了。那次演出時，正趕上我父母合葬，但因為演出，沒能回家戴孝。
問：1955年在西安的那場演出是否是“踢場子”由廣場藝術(shù)第一次登上舞臺？
李：對。在廣場跳的時候，四面都是觀眾，上舞臺之后只有一面有觀眾，我那時27歲，個頭也小，一上臺就懵了，哪是前哪是后都分不清了。我們村的一個老爺爺在演之前跑來跟我說，“你要好好演啊，你是咱們村第一個出來演‘踢場子’的人啊”。可是等我演完之后他卻問別人說，“怎么李××沒演啊”，（笑）他居然沒認(rèn)出我來。
問：這么多年您跳“踢場子”就沒有間斷過吧。
李：（沉吟）也有過間斷。文革時間斷過7年，紅衛(wèi)兵不讓我跳。
問：那在這7年間您都做過么呢？
李：勞動、種地。1955年后我加入了合作社。
問：文革那幾年人家不讓你跳，你當(dāng)時是什么心情啊？
李：哎呀，想跳但又不敢跳，紅衛(wèi)兵鬧得厲害，形勢不同嘛。有一次我們一個叫做葛冠壯（音）的縣長就提出來要看我的二人場子，我就說我不想跳，他問我為什么，我說，“我那個二人場子扭扭捏捏、女里女氣，不好”，縣長說，“你就跳吧”。可我跳完之后，他又打起官腔批評我，我就痛哭流涕，別人安慰我說，“縣長不是批評你，是批評秧歌”，我說，“這個秧歌就是我的”。這之后我就不跳了。我對我的“踢場子”沒信心了。再恢復(fù)跳已經(jīng)是77、78年了，那年西安開了一個“秧歌研討會”，底下坐著的都是陜西文藝界的同志，他們都一起喊口號說讓我跳，可我就是沒心情跳，感覺兩個胳膊甩不起來。大家為我為什么，我說，“我一跳‘踢場子’”就想起那個葛冠壯，但在底下的李開芳、馮玉英的一再要求下，我就甩開跳了，思想這才得到了解放。到現(xiàn)在我還是一腿疼就跳秧歌，跳起來就什么病也沒有了。
問：國外您去過么？
李：去過法國、瑞士、香港、蘇聯(lián)，是應(yīng)人家邀請隨藝術(shù)團去的。
問：在國外演出反響如何啊？
李：很受歡迎。雖然我聽不懂外語，但他們打的手勢我能看懂，都沖我翹大拇指。1981年，有一個澳大利亞人十分想看我的演出，他從北京打聽到西安，從西安打聽到延安。可我那時在榆林，就沒能見上面。后來那個澳大利亞人大聽到我會在1982年到北京演出，就在北京等了我3個月，最終看到了我的演出。那天我正在化妝，他由團里的領(lǐng)導(dǎo)和賀專員的陪同下到后臺來找我。見面后他問我，“你什么時候?qū)W的，老師是誰啊？”我一一作答，可是由于急著上臺演出，妝還沒有化好，所以匆匆說了幾句就結(jié)束了談話。
問：最近幾年出去演出過嗎？
李：沒有。退休了嘛，退到了榆林民間藝術(shù)團。
問：您在退休之前的職稱是什么呢？
李：我評了三級演員，并且現(xiàn)在拿著900多元的退休金。其實給我200我也不嫌少，我圖的不是錢，圖的是能把這個藝術(shù)傳下來，能有個接班的就行了。等我去世以后，人們還能說起這就是李××的“踢場子”我就知足了。
問：現(xiàn)在您有沒有如意的接班人呢？
李：說起來大家都想學(xué)，可是一真學(xué)起來又沒有那么大的勁頭。唉，我覺得我拿這個錢如果不好好干，等于上騙了國家、下騙了老百姓。我55歲的時候把我錄用為國家公務(wù)員，我很興奮，決心要好好干。
在1982年，策劃成立這個民間藝術(shù)團的時候，文化部藝術(shù)局的萬專員和榆林地區(qū)的賀專員以及榆林文化局的尚局長三人來征求我的意見，問我，“你覺得榆林地區(qū)成立民間藝術(shù)團好還是不好？”我說，“成立也好，不成立也好。為什么呢，因為成立了藝術(shù)團民間藝術(shù)就可以保留下來了，不成立呢，民間藝術(shù)也許就會消亡。但成立也有成立的弊端，歌舞團是個賠錢的單位，這樣就得靠國家養(yǎng)活，給國家增加負(fù)擔(dān)。”然后領(lǐng)導(dǎo)又問我，“如果成立民間藝術(shù)團，你愿不愿意加入啊？”我說，“我愿意也不愿意，為什么呢，我之所以愿意，是因為加入了藝術(shù)團我的藝術(shù)就可以保留下來，說不愿意，是因為我進了民間藝術(shù)團的話就不能再給家里創(chuàng)造經(jīng)濟條件了。”這時榆林地區(qū)的萬專員就跟賀專員說，“你們把李老師當(dāng)作藝術(shù)團的人，給他發(fā)工資，但還讓他呆在農(nóng)村，如果有演出，你們再把他請來。”就這樣，榆林民間藝術(shù)團就成立了，我也參加了進來。
問：實際上民間藝術(shù)團成立以后人們只要一聽說有“六六旦”的演出，票馬上就定完了，所以李老師還是沒有太多的時間給家里做點貢獻。
您為村里人跳“踢場子”和在舞臺上為觀眾跳“踢場子”有什么不同嗎？
李：有不同。在廣場上跳，場地大，你跳細(xì)膩了不好看，而且因為四面全是觀眾，他們也看不清。你要放開了放大了去做，盡量夸張、活潑。在舞臺上呢，只有一面有觀眾，那就要做得細(xì)膩、規(guī)范、標(biāo)準(zhǔn)，這樣觀眾才覺得有看頭，而且舞臺有空間限制，你不能把動作做得過大，要控制好。我在廣場上跳，一般能跳40分鐘左右，并且還有拜東、西、南、北、中五方的規(guī)矩。其實拜五方的動作大都是重復(fù)的，但觀眾還是十分愿意看。在舞臺上就只能跳10分鐘，甚至是5分鐘，一開始我都不知道該怎么跳，動作還沒跳完呢就該結(jié)束了，火候還沒到、我還沒來得及發(fā)揮呢（笑），我只好每個動作做一點、做一下。現(xiàn)在這兩個場地的轉(zhuǎn)換我已經(jīng)很適應(yīng)了，我通常把在廣場上的一些過于粗獷的動作改得柔美細(xì)膩些放到舞臺上，并且我還會吸收其他舞種的動作進來，例如花鼓燈的“碎抖肩”、戲曲中小旦的步伐等等。觀眾們看了雖說好，卻不一定能看出其中的奧妙。
李開芳有一次問我，“李老師，你這個動作是新的嗎？”我說，“我是吸收了戲曲青衣里頭甩袖的動作，并且還吸收了青衣的步伐，我把青衣的步伐和踢場子原來的步伐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新的走法。”我為什么要改呢，原來的“踢場子”的步伐沒有起法兒、沒有變化、過于死板，經(jīng)過改動之后，看起來比原來就俏多了。
我改了動作，卻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以前，二人場子的動作大多沒有名字，北京舞蹈學(xué)院讓我去給學(xué)生們教課，學(xué)生們就問我，“李老師，這個動作叫什么名字？”我說，“哎呀，我還不知道呢，等我回去問問比我年長的藝人們，看他們是怎么稱呼的。”后來我問那些老藝人，可他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只知道“二起腳”、“三腳步”。他們說，從前鬧秧歌就是隨心所欲地跳，沒人給他們?nèi)∈裁疵帧Ｓ谑俏业搅怂囆g(shù)團以后就試著一一給它們?nèi)×嗣郑裁础氨P頭掃地”、“翹門檻”、“跳三步”、“扶英花”、“摘金環(huán)”、“鳳凰單展翅”等等。就此我還征求了團里領(lǐng)導(dǎo)的意見，他們都說好，可我還是不放心，不知道這么取合不合適。我就自己出路費、買上罐頭餅干，去綏德拜訪幾位老藝人，征求他們的意見。我把這些名字一說，大家都覺得很好，唯獨有一個“翹門檻”，他們說原本這個動作就叫做“翹門檻”，十分巧。有了名字就好教了，也利于傳承。
問：實際上您已經(jīng)把它規(guī)范了。那除了上身和步伐的改革，您對二人場子還有其他的創(chuàng)新嗎？
李：原本這個二人場子就單是圍著場子轉(zhuǎn)，沒有更多的變化。我根據(jù)自己的理解，為了更好地豐富它的表現(xiàn)力，我設(shè)計了“面對面”、“背對背”、“側(cè)身”的造型。我還在裙子上進行了改革。從前是筒裙，我把它改成下擺很大的裙子，這樣演員轉(zhuǎn)圈跪地后，就會在地上形成一個大的蓮花形，中間還有氣泡，人像坐在蓮花上一樣，十分好看。這些改革都是在藝術(shù)實踐中摸索出來的。
（完）
整理 李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