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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北有兩座山舉世聞名。
一座叫橋山，這里安葬著華夏的祖先；
一座叫寶塔山，這里是新中國的搖籃。
無論是橋山還是寶塔山，都是河流沖刷的結果。由此之故，國人更樂于把歷史比喻為那條大河。正如陜北民歌中唱的那樣：
說不清，你流了多少月多少年，
你翻過了多少山。
向前走背著那九重天，
不回頭（吆）趕著那萬條船。
黃河呀，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漢！
黃土地上的歌就像黃土地上的河一樣，充滿激情，一瀉千里，讓人聽了回腸蕩氣。陜北雖說地處偏僻，土地貧瘠，但陜北人的心胸開朗，視野開闊。你看他們的歌，總是著眼于大氣象，大景觀。這可能同他們腳下這塊土地有關，陜北地處黃土高原，陜北的漢子放歌“信天游”時，總喜歡站在崖垴上，登高望遠：平遠處山勢起伏，深遠處溝梁峁壑，遙遠處，則是那條被稱為“母親”的滾滾黃河。
一
四十歲往上的人一到延安，內心便不由自主地涌現出朝圣般的莊嚴。
受這塊土地的感染，2002年7月某天，當我站在寶塔山下，仰視這座雄偉的山峰時，耳邊響起的仍是那久違的歌聲：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
正是這首歌，當年曾讓億萬國人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后來中國的人造衛星，讓這首曲子響徹了太空……
誰承想，在當天晚上延安歌舞團為我們組織的專場演出中，臺上一位叫做李海鷹的歌壇新秀，竟將《東方紅》演繹成了一首搖滾。雖說依然鏗鏹有力，起伏有致，但卻失去了原先的神圣與莊重。
歲月如歌，光陰如刀。光陰這把刀子，已經把這首頌歌裁切成另一番模樣。這有些像今天的生活，變輕快了，變花梢了，變跳躍了。
現如今，什么都在與時俱進。只是不知當晚臺下坐的有沒有當年的老八路、老紅軍，不知這變了節奏和調式的曲子還能不能觸發他們當年的激動，反正今天的年輕人聽了帶勁就行。這也難怪，今天的表演團體，無論唱歌還是跳舞，首先要跟上時下的“流行”。這正應了明代戲曲理論家王冀德所言：“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一變”。民間同樣意思的話叫做：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
追根溯源，《東方紅》這曲子原先唱的也不是毛澤東。
多數人也許不知道，在一段時期內幾乎成為第二國歌的《東方紅》，原來是一首情歌。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
哎呀我的三哥哥。
1=F 2/4
活潑俏皮地
5 56 | 2 —| 1 16| 2 —| 5 5 | 61 65 | 1 16 | 2 —| ……
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當地百姓祖祖輩輩口口相傳。
當我們一行人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參觀時，還是這首曲子，年輕的女講解員為我們做了如下的演唱：
騎白馬，挎洋槍，
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的糧。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喲，
打日本我顧不上。
據說當時國共合作抗戰，需要鼓動士氣，詩人安波走捷徑，順手將這首古老的情歌填了新詞。主角依舊是三哥哥，只是將表情達意改成了鼓舞士氣。由于緊扣了時代的脈搏，新歌很快就在延安流行開來。
到了1943年，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已經確定無疑。一位佳縣歌手及時迎合了形勢的需要，為這首曲子又填了新詞，并在演唱時將曲速放慢，于是這首歌便有了另一番意味，同一首歌，作為情歌時纏綿悱惻，作為頌歌則又大氣磅礴：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嗨喲，
他是人民大救星。
太陽也罷，救星也罷，總之，毛澤東在這里占盡了天時、地利與人和，作為一個新的偶像，便從陜北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冉冉升起了。
有人說，這曲子最早就是一首祭祀神明的頌歌，同遠古先民對太陽的崇拜有關。一位叫做王毅的學者認為這屬于一種原始崇拜：“所謂原始崇拜，是指原始時代的先民對于神秘力量恐懼、敬畏、依賴的心理情感及其宗教崇拜儀式。”“在中國的上古時代，人們也同樣把自己生存環境中一切重要的現象、景觀（諸如山、水、生物、天象等等），以及自己祖先的誕生、自己氏族和國家的興亡等都歸于神的創造和神的意志。”所以在那個時代，“萬物生長靠神靈”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形容詞，而是無數非常真實而具體的生活內容和文化環節。生活在這種文化環境之中，原始先民最看重的當然就是隨時隨地竭力表達自己對神靈的“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于、無限愛戴。”在上古時代，先民們真誠地認為，自己——包括所有生靈的存在，每時每刻都離不開神靈的庇護，歌頌神靈是他們發自內心的一種需要。他們甚至將其禮儀化，制度化，這便是“祭祀”。后來“祭祀”甚至成為原始社會制度體系的核心。“春秋時魯國大夫展禽對此說得一清二楚：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于民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①這里所說的 “三辰”，即是日、月、星。將一首太陽的頌歌變成了毛澤東的頌歌，李有源以他獨到的眼光發現了前者與后者的相似性。事實上，那時候陜北的不少農民真的將領導窮人鬧翻身的革命領袖當成了神。
長期以來，華夏民族保持著祭祀“三辰”的習俗，其原因是孱弱無告的先民，對于日月星辰為人類所賜予的光明、溫暖、方向充滿了感激與敬畏，時時刻刻認定其至高無上的價值與意義……天長日久，這些天象便上升成先民們的圖騰，對于這些圖騰的頂禮膜拜和贊美歌頌已被他們視為生命的一種需要。
幾千年來，這種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這種“生命需要”已經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歷史慣性，不是一個號召一種提倡便能扼制得住的。共產黨破除迷信，硬是要讓人們相信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人們便把共產黨當成了救世主：“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自從共產黨來到陜北之后，實行了一系列順應形勢與民心的措施，人們確實從中感覺到光明、溫暖和方向，窮苦的日子從此有了盼頭，于是在陜北人的眼中，共產黨毛澤東便成了天上的日月星，知恩圖報的陜北人給毛主席送去了一塊 “人民救星”的牌匾，這是發自內心的景仰與崇敬——他們把視為“生命需要”的這種贊美與歌頌的對象，從日月星轉向了毛澤東。
歷史的足跡與現實的腳印在這里交叉，古老的黃土地上出現了新的圖騰。并且沒過多久，這個新的圖騰便普照了全國。
二
不僅是陜北的民歌，連陜北的秧歌也帶有濃厚的圖騰色彩。如陜北秧歌中的二十八宿秧歌。更為典型直觀的是，在秧歌隊形的各種變化中更是攙雜了不少陰陽五行的痕跡，如“扎四門”、“拜五方”、“轉九曲”等。
2001年冬天，我們在榆林的一個學校操場上，看到了由一群老頭老太太表演的“榆林大秧歌”（陜北秧歌的一個代表舞種），老人們認真地按著傘頭變幻的哨音和手勢而變幻著動作與陣形。程式內容主要有：起場，謁廟，排門，搭彩門，踩大場，轉九曲，火塔塔，火判等。其中有小丑和媒婆在隊形中穿插往來，以活躍氣氛。
陜北秧歌動律鮮明，節奏歡快，講究走得勁巧，擺得花梢，扭得活泛。女的一路跑，好像水上漂；男的要架勢好，踢打蹦跳，動作麻利，才算是秧歌的好把式。
據秧歌老藝人說，秧歌的歷史，至少也有兩千年了。陜北秧歌的敬神謁廟，排門拜年搭彩門，轉九曲等禮儀程式，具有我國古代 “鄉人驅儺” 的遺風。據《論語?鄉黨》載：“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東邊臺階）。這里描述的是孔子當年衣冠楚楚地站在東方的臺階上，畢恭畢敬地觀看鄉人驅儺的情景。
據專家們考證，陜北的秧歌具有宋代民間舞蹈的某種特征。
民間舞蹈專家李開方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1981年綏德龍彎漢墓中出土的少數民族舞俑，其造型生動，形態婀娜，頗似當今陜北“踢場子”中男角的“金雞獨立”動作……
1983年，在甘泉縣雨岔鄉李叭圪嶗村出土的“秧歌畫像磚”（現存陜西歷史博物館），其造型和今天大秧歌的動作形態相差無幾。
陜北秧歌，是我國民間舞蹈秧歌的代表性流派之一，它長期流傳在陜北高原的廣大地區。陜北當地人將其稱之為鬧秧歌，鬧社火，鬧紅火。鬧秧歌一般都在春節期間。聽老一輩人說，以前端午節、中秋節、九月九也鬧。秧歌產生于農村，因而農時節氣結合得比較緊密.過去曾有春社、秋社之分。春社指的是在春播期間鬧秧歌，期盼一年之間，五谷豐登，人畜興旺；秋社為秋收期間鬧秧歌，所謂“九月九，家家有”，主要是喜慶豐收的含義。這些顯然都是農耕文明的產物。
什么叫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這些流傳千年的歌啦、舞啦，到了共產黨手里，都能讓她產生新的活力——古為今用，為我所用——后來歸結為“文藝為政治服務”，于是便有了《兄妹開荒》，有了《夫妻識字》，有了《機器舞》、《紅軍舞》、《啞鈴舞》、《水兵舞》、《七枝花》等許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秧歌劇。
1942年，陜北秧歌的新思想新生活的影響下，從形式到內容都得到了革新。最具象征性的改革是：新秧歌中高舉鐮刀、斧頭的工農，代替了舊時手擎“日照”的傘頭，象征新時代的工農商學兵，由于政府的推波助瀾，這項活動在民間開展得日益深入、廣泛。
45年以后，黃土地上 “勝利秧歌” 的鼓聲越擂越響，咚咚鼓聲伴隨著隆隆炮聲，將那個搖搖欲墜的舊世界震得稀里嘩啦……，秧歌從延安扭向了全國，腰鼓從寶塔山打到了天安門。
鼓舞在陜西民間堪稱是傳承悠久，形式各異，種類繁多，但其普遍特征是以鼓作舞，邊鼓邊舞。陜西的鼓舞，大都具有秦漢古韻。特別是合陽縣東雷村的“上鑼鼓”，似有原始社會氏族部落同歌共舞的遺風，被舞蹈史學界稱為原始舞蹈的活化石。
陜北的鼓舞計有洛川的蹩鼓、宜川的胸鼓、黃陵的獵鼓、米脂的腰鼓……，其中最著名的還是要算安塞腰鼓。在這諸多的民間鼓舞中，安塞腰鼓堪稱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論其技藝之精湛、鼓聲之鏗鏘、氣勢之磅礴、場面之恢弘，其它鼓舞望尖莫及。
在距延安以北一百多里的安塞縣，秧歌腰鼓極為普及，已經達到“村村有鼓隊，家家有鼓手”的程度，具體到某一家，甚至有可能出現爺孫共打、夫妻同跳的感人場面。
據說，腰鼓最早源于上古時期，黃帝與蚩尤交戰時，將士們擂鼓助威，聲震四方。打仗時，擂鼓不僅是預示戰爭的開始，同時還可以振作精神，鼓舞士氣，威懾敵人。安塞自秦朝以來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傳說守望士卒把腰鼓看得同刀槍弓箭一樣重要。一遭突然襲擊，即擂鼓報警，傳遞信息，請求援助；當克敵制勝之后，則以鼓為樂，慶賀勝利。
“陜北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集地，從三千年前的夏、商、周到一千年前的唐、宋、元，在戎狄、匈奴、突厥、鮮卑、西羌等與漢族之間的爭戰中，向為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不少政治家、軍事家，如秦朝的蒙恬、扶蘇，漢朝的李廣，北宋的范仲淹，南宋的韓世忠等，都曾在陜北度過他們的戎馬生涯。農民領袖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也都是在這里發難舉事的。” ②
幾千年來，這塊黃土地上的征戰頻繁，腰鼓聲便也持續不斷。
還有一種“驅疫說”。說是古時陜北流行瘟疫，先民們認定那是妖魔作祟。按民間的俗說，凡牛鬼蛇神都怕紅、怕鬧、怕響動，腰鼓于是應運而生了。鼓身是紅色的，鼓槌的穗子是紅色的，還有紅綢子纏身，激烈的動作、激昂的情緒、激蕩的鼓聲，又紅又鬧又響動。人們身背腰鼓，掛紅披綠，扮成各種“怪獸”，在腰鼓伴奏下，邊打邊跳，邊喊邊叫地鬧起了驅疫震妖的活動。陰差陽錯，十回碰到一回，打完腰鼓后，瘟疫竟然絕了跡。如此以來，打腰鼓便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流傳下來了。其實這兩種說法并不矛盾，腰鼓起自于戰鼓，同時也可起自于一種巫術。大戰在即，擂響戰鼓，可以鼓舞士兵們去奮勇殺敵；瘟疫來臨，戰鼓同樣可以振作人們戰勝疾病的勇氣。可以想見，在震天撼地的鼓聲中，萎靡不振的情緒得以激發，精神得以振奮，身體內部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當然也會隨之增強，當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瘟疫產生抵制作用。不知這古老的腰鼓能否成為當今“非典”的克星。
在廣袤貧瘠的西部地區，許多藝術都和當年的征戰有關，和宗教或巫術有關，其次才是娛樂、才是審美。
1986年李開方與孟海平在榆林保寧堡采訪神會老秧歌時，曾詢問過一位在當地聲名顯赫的鼓手興從何來，二人本想得到一個預期的回答，諸如“我喜歡熱鬧……我喜歡舞蹈……我熱愛藝術……我覺得這樣痛快這樣高興這樣美……”之類，但鼓手的回答出人預料——“我小時候老害病，我爺爺把我許給神了。”據當地的老人說，過去陜北經濟落后，衛生條件差，生下的孩子難成人，不少父母都去廟里燒香拜佛，保佑孩子長到12歲開鎖以后（過去陜北民間百姓喜歡給未成年的孩子胸前戴一銀鎖，長到12歲開了鎖，便表示成人了）。許了愿就得還愿，秧歌一扭就是12年。開鎖那天，算是還了舊愿，接著又許下新愿。12歲為小路；他們接著會許下中路——30年，大路——扭到死（一輩子）。他們對神的想法很多，如：老人長壽，全家平安、夫妻和睦，婚姻美滿，早得貴子，人畜興旺，五谷豐登，發財致富，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如果應驗，他們表達感激之情的主要方式，便是“給神靈打上XX年的腰鼓”。他們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了神靈，他們沒錢給佛爺菩薩重塑金身，窮苦人所能做的回報，只能是鬧秧歌，打腰鼓。如此說來，腰鼓原先是實戰的，是驅魔的，后來主要成了祭祀還愿的民俗活動。至于用來調劑“終歲無樂”的生活，成為娛樂成為藝術，那已是后來的事了。
凡是來過安塞的人都嘖嘖稱奇，這里雖說交通不暢，但當地人的思想卻并不封閉；土地雖然貧瘠，但文化卻并不落后。何以出現這種奇觀呢？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方李莉研究員認為：“安塞雖然地處偏僻，和外來文化藝術交流較少，但在歷史上這里曾經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文化的積淀非常豐厚。遠在新石器時期，這里就大量地生活著遠古先民。據資料記載，在1987年文化普查中，在安塞的文物點有330處，古文化遺址有178處，其中，仰韶文化遺址12處，龍山文化遺址160余處。”
這幾乎是一個規律：大凡興盛的文化景觀，背后必定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否則你怎么來解釋，同樣地處偏僻、經濟落后、自然條件極其相似的許多地區，為什么沒有出現如此氣象呢。
陜西民間舞蹈專家李開方提起安塞腰鼓來便津津樂道：
“每逢春節、廟會、天旱祈雨敬神、乃至盛大的各種慶典，安塞幾乎村村都要組織腰鼓隊，家家都有人參加表演，致使諾大一片黃土高原，傾刻間變成了激情的海洋。
“每年春節由神會會長組織腰鼓隊進行敬神謁廟、燒香磕頭，然后再開始游村串鄉、挨家挨戶地排門拜年，當地有句俗話：鑼鼓嗩吶直叫哩，屁股底下直撬哩！意思說是當地群眾聽到動靜后，激動得在家坐不住，男女老少爭先恐后地跑向鼓場進行圍觀。不少人常常攆著腰鼓隊觀看，上到九十九，少到剛會走。揮槌打腰鼓，個個是能手。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姑娘媳婦也加入進來，不少村子出現了女子腰鼓隊。”
前年（2001年）冬里臘月，我在安塞縣馬家溝陳丕亮（一個當地遠近聞名的腰鼓手，后來作了腰鼓隊的專職教練，媳婦候學招是一位剪紙能手，他的家庭堪稱是藝術之家）家的窯洞門前，看到了一場正宗的“安塞腰鼓”。
那年安塞的冬天稱得上是天寒地凍，而打腰鼓的后生和女子們穿的劇裝很單，這些平單日里蔫不拉沓的后生女子們，打起腰鼓來卻激情四射，一個個人仿佛變成了一團團火，把周圍的一切都給點著了。前些日子，當我在網上看到一位叫劉成章的作家寫的一篇叫做《安塞腰鼓》的散文時，猜想他必定是一位陜北籍的作家，否則怎么能寫得那么真實那么傳神：
“后生們的胳膊，腿，全身，有力地搏擊著，疾速地搏擊著，大起大落地搏擊著。它震撼著你，燒灼著你，威逼著你。它使你從來沒有如此鮮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躍和強盛。它使你驚異于那農民衣著裹著的軀體，那消化著紅豆角老南瓜的軀體，居然可以釋放出那么奇偉磅礴的能量！”
“黃土高原啊，你生養了這些元氣淋漓的后生；也只有你，才能承受如此驚心動魄的搏擊！”
唯一的缺撼是，他筆下怎么漏掉了那些同樣甚至更加激情的女子們。
三
安塞最著名的藝術樣式主要有三種，除了腰鼓以外，還有剪紙與山歌。
剪紙和山歌是世代相傳的民間藝術，它們的歷史沒有文獻記載，只是一代一代手把手、口接口地流傳著。當地人稱剪紙為“古時花”。剪紙作為當地婦女們一種傳統手藝，其花樣、摹本、技巧、手法僅限于母女之間代代相傳。
在農耕文明中，女工是女性必修的課程。在陜北地區，剪紙、繡花幾乎成了姑娘的門面活。男方衡量女子，“巧”是一條重要的標準。陜北的老一輩人至今記得當年相親時的說法：莫問人瞎好，只要手兒巧。安塞民歌《迎親歌》中說得更直接：“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鉸的”。看誰家女子聰明靈巧，就是要看她花剪得好不好。
有資料表明，作為中國民間藝術的剪紙，最早起源于漢唐時代，千百年來，它以其特有的魅力流行于民間，每有婚娶節慶，剪紙必定登堂入室大放異彩。遙想當年，在這貧瘠單調的黃土高原上，如果沒有這些花花綠綠的紙片片，人們靠什么來打發那冗長乏味的日子。
鉸剪紙、貼窗花是安塞自古流傳下來的習俗。特別是過年期間，誰家不貼窗花，會被村里人譏為“瞎眼窗”。在這種公眾輿論的壓力下，即便是孤身老漢，也要向村里的巧媳婦討要幾張剪紙貼在窗上。至于那種不愿求人的倔老頭，也會想出應付的怪招。
1979年安塞文化館陳山橋在譚家營沐浴村見到一個老光棍，自己用紅紙剪了些三角，雜亂無章地貼在窗上。據老頭說貼這主要是為了避邪——要見紅。更絕的是他門上的一幅對聯，紙還是紅紙，字則是用老碗蘸了鍋灰拓上去的，上聯下聯，對仗對偶，各為五個黑圈圈。老頭不識字，又不愿向人張口，便只好如此應付了。后來陳山橋在西河口（此地曾為陜北的文化重鎮）見到了一戶農家貼的對聯：上聯為“砍頭不要緊”；下聯是“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大過年的怎么貼這樣的對聯？”，老陳不解。那家的婆姨回說：“是孩子在書上抄的，誰知道上面寫了些甚”。
現在倒是不再會出現這樣的笑話了，不僅因為今天識文斷字的人多了，更因為今天你即便不貼窗花不掛對聯，也不再會面臨公眾輿論的壓力了。沒有了壓力也就沒有了動力，在陳山橋看來，這才是真正令人犯怵的。
今日安塞，所謂的“剪紙之鄉”早已聲名遠揚，而剪紙之鄉的鄉民們自己倒不怎么喜歡剪紙了。2001年春節期間，安塞姑娘樊曉梅（安塞剪紙的后起之秀，近年來出訪過日本、加拿大、臺灣等地，還曾在西安南門的城墻上為克林頓夫婦現場表演過剪紙）回鄉探親，在村里各家的窗上墻上，已很少看見剪紙了。現今陜北的窯洞里，有了各類明星照，各種廣告招貼畫，有了VCD，廣播、電視，有了臺球，有了麻將，有了比原先多得多的消遣方式，人們已經不必用那些花花綠綠的紙片片來調劑生活了。在今天的姑娘們看來，那是一種落后的方式，既費神，又費力，她們已很難從中感受到樂趣，但如果有人給錢，則另當別論。當然，今天安塞的小伙找對象，還是希望女方心靈手巧，只是如今這“巧”，已毋須再用一把剪刀來加以證明了。
在安塞文化局局長韓杰浩的陪同下，我們參觀了安塞文化館的剪紙展室，那的確是一個花團綿簇般的世界。其門類之多元，內容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粗略計有窗花、門畫、炕幃花、掛簾花、窯頂花、桌裙花、枕花、鞋花、牌牌花、圍肚花等等。內容分幾種，一是用于春節美化環境，象征吉祥如意，如飛禽、花草、牛羊豬狗、獅子老虎等；二是用于婚娶裝飾洞房的，多為石榴牡丹、成雙鳥禽等；三是用于制作刺繡、布玩具底樣的，多為雙石榴、雙桃、虎娃等圖案；四是用于迷信禮儀的，有財神爺、灶王爺，還有用作招魂的紙人等。當然，還有一些現代農村生活題材的剪紙作品。
據韓杰浩介紹：安塞剪紙是陜北勞動婦女創造美的一個典范。最初用來裝飾美化生活的“窯洞剪紙”，被一代又一代的勞動婦女傳承下來，形成古樸生動、 強烈自由的風格，反映出陜北勞動婦女淳樸的思想感情和對生活的熱愛。安塞剪紙形式多樣，內容豐富，花鳥魚蟲 瓜果蔬菜，家畜走獸，人物樹木，大自然中的一切美無所不包。
安塞縣前任文化館館長陳山橋對當地的剪紙曾作過廣泛的調查與深入的研究，他在一篇《安塞人與剪紙藝術》的文章中寫道：
“安塞的剪紙歷史很少有文字可供考證，但問一問健在的老婆婆：你們小時候剪花跟誰學來的？她們都會同樣回答：媽媽教的。安塞人現在還稱傳統花樣為“古時花”，從現在整理出來的剪紙作品來看，可以尋覓到安塞歷史文化的蹤跡。64歲的常振芳剪的《龍與鳳》，使人聯想起五千年前人類經歷的那個龍飛鳳舞的時代，想到鴻蒙初開，伏羲女媧剛剛創造出的那個混沌世界。龍鳳造型特別古樸，與濮陽西水坡仰韶墓內擺塑的龍有某種相似之處。67歲的白鳳蘭剪的《年耕圖》和《猴吃煙》中的樹，樹干和樹枝組成了鹿頭紋樣的變形，專家們認為，它是我國古代作為“物候歷法”和生命象征的鹿圖騰崇拜在安塞的遺存。高如蘭剪的《抓髻娃娃》，在一些專家看來，它是別處早已失傳了的商代民俗文化，把頭上兩個抓髻剪成了兩個雞，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玉女佩完全一樣。《抓髻娃娃》一手舉鳥（陽）；一手托兔（陰），陰陽結合孕育了生命，是生殖崇拜的形象遺存。安塞的古時花樣，可以說是地上的文物，它是研究我國北方民族文化與民俗的重要史料。從藝術風格上看，它淳樸、莊重、簡煉、概括，有一種內在的力量，保留了漢代藝術深沉雄大的藝術特點。”
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員方李莉，對此曾做過更加深入的調查與分析，她十分注重這種叫做“古時花”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傳承。在一篇叫做《黃土地的記憶》的文章中，她的筆觸追根尋源，直指遠古：
“……一些表現古老傳說的剪紙，如白風仙剪的"二郎擔山追太陽"。民間傳說，過去，天上突然出來九個太陽，曬得人們不能在田間勞作，飛鳥曬死，樹木枯萎，二郎擔山追日，壓去了八個太陽，救了人類，救了萬物。這和中原‘后羿射日’有同工異曲之源，還有，白鳳蘭剪的‘王祥臥冰’是二十四孝故事內容之一。表現王祥為孝敬老母，臥冰取魚的故事。
“已經去世的曹佃祥老人所剪的‘鷹踏兔’也是如此，鷹是鳥中的英雄，鳥在這一帶有很深的寓意。在安塞曾發現不少新石器時期屬于廟底溝型的彩陶，廟底溝型彩陶的一大特點就是鳥紋很多，就像半坡型的彩陶是以魚紋為主一樣。由于鳥紋的廣泛應用，其上面的鳥應該是當時一個原始部落的圖騰，而在原始神話中稱太陽為‘三足烏’，因而崇拜鳥的原始部落實際上是崇拜太陽，因此鳥是太陽的象征，在當地民間也稱太陽為‘鴉’。所以鳥在民間是象征陽性的，鷹是鳥中的英雄，自然是陽性的了。而兔是代表月亮，月是陰性，兔自然也代表陰性了。‘鷹踏兔’是喜花，是結婚時所剪的花，其寓意的是男女情愛，反映的是生殖崇拜的主題。
“剪紙能手白鳳蘭的父親雖不識字，卻能繪聲繪色地講出好多上古時期的故事，《女媧造人》、《二郎擔壓山》、《毛野人》等等。每到陰雨天或冬月天，她家晚上總是坐滿了莊稼漢，津津有味地聽著‘朝古’，白鳳蘭總是坐在父親懷里，聽得很認真。母親剪得一手好花，受到全村人的敬慕，同時也影響了白鳳蘭。她經常學母親的樣，剪個石榴著牡丹，剪個魚兒戲蓮花。她家貧窮，買不起紙，她便撿好多梨樹葉放在家中，以樹葉代替紙來剪。在母親的指點下，學會了好多傳統花樣的剪法。在父親的 ‘朝古’影響下，她剪了不少以上古傳說和民間故事為題材的剪紙，除前面所提到的‘二郎擔山追太陽’、‘王祥臥冰’之外，還有‘毛野人’、‘鞭打蘆花’、‘牛郎織女’等。她剪的花古樸醇厚，粗獷有力，她剪的‘牛耕圖’、‘猴吃仙桃’、‘牛’等都與陜北出土的漢代畫像石刻藝術很接近，特別是‘牛耕圖’、‘猴吃仙桃’中樹的造型，被認為是龍山文化時期的圖騰紋樣，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陜北文化的傳承提供了依據。 其實這些樹的形象，和戰國時期的"宴樂漁獵攻占紋"銅壺上的桑樹的表現手法也很相似。說明這些紋飾都是具有一定傳承性的。
“這里的民間文化和民間藝術風格的傳承，以原始、上古時期和秦漢時期的特征最為濃厚，究其原因，這一帶曾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其次是宋代。元明清以后，這里的文化處于相對封閉和獨立發展的狀態，受中原文化及其它外來文化影響較小，深厚的文化傳統和民間習俗，從古到今，源遠流長。原始文化中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圖騰崇拜，都可以從這里的民間文化和民間藝術中尋到蹤跡。”
四
如果說，在大量古樸深邃的剪紙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陜北文化的悠久與深厚；那么在自由寬闊的信天游中，我們感受更多的，則是陜北人的大膽與純樸。
陜北人把山歌叫做“信天游”，是因為它的確有字面上的含義：即興而作，張口便來。最為純樸自然，最具個性特色。
“信天游直接取材于生活，以表現愛情生活為主，它的唱詞格式由上下兩句構成，上句比興，寫景，提供聲韻；下句寫情，抒懷，表達心意。信天游個性突出、色彩鮮明，旋法別致，節奏散慢，曲調悠揚并帶有很強的隨意性。長于表達個人生發的情感和體驗，唱時用高腔兼用低腔、平腔，間有泛音假聲，顯得高亢、奔放、悠長、深遠。唱者見景生情，興之所致，信口唱來，優美動人，樸實無華。由于有大量的方言口語入詞，聽起來更為生動、易懂，并給人以十分的親切感。” ③
昔日的陜北，地廣人稀，居住分散，少雨多旱，土地貧瘠，農作物收成低下，兼之苛捐雜稅繁重，使得民不聊生。窮苦人為了糊口，有的給財主扛長工，有的給商人當腳夫，還有的背井離鄉到口子外面去謀求生路。在那寂寞繁重的勞動中，在那單調而漫長的跋涉中，他們借“信天游”來解乏解愁，消除苦悶孤獨，同時抒發他們的怨恨、焦慮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腳夫調》
三月里（的個）太陽紅又紅，
為什么我趕腳的人兒（喲）這樣苦命？（嗬打啾）④。
不唱（了那個）山曲（我）不好了盛⑤，
（我）唱上一個山曲（喲）想親（喲嗬）人。
當然，還有更多的愛情歌曲。與其說是愛情歌曲，不如說是調情歌曲。陜北人把他們一律稱之為酸曲。
《女娃要女婿》（女民歌手唱）
正月（價）里來迎春花，
奴女孩今年一十八，
人家（呀）十八（就）懷里抱娃娃，
奴女孩十八（呀）還留在（個）娘家。
……
哥哥好像偷吃的狗，半夜來了五更走。
柴濕煙多點不著火，出門的哥哥想死我。
遍地的黃沙數不過，這么多的好小伙兒你交那個。
腳踩沙地手扳柳，我和哥哥盛不夠。
要想留你你不留，拉住你的手手不放你走。
有心留下不敢留，開幾回門兒舍不得走。
《人人都說咱們兩個好》、《吃你的口口比肉香》、《誰賣良心誰先死》、《守寡守得我成了鬼》、《人里頭就數你風流》、《睡到半夜想起你》、《愛上你不怕人笑話》、《死死活活相跟上》，光聽這歌名，你就知道他（她）們是多么大膽、熱烈、癡迷、瘋狂。榆林市群藝館的館長孟海平曾向我說過他當年采風時經常碰到的一個細節，陜北的一些老藝人們一提起他們當年的愛情便閉上了眼睛，沉浸在甜蜜的回憶之中……那可是火一般的愛，海一樣的情。《人生》中的那位心地善良的德順老漢，回憶自己的愛情時便出現過這種情景。看來，作家路遙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據。
信天游的歌詞采用與《詩經》中一樣的賦比興手法，情歌纏綿悱惻，頌歌大氣磅礴。
說到大氣磅礴，不禁讓人想起陜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壺口瀑布。
在去壺口的車上，我在一張旅游圖上，看到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壺口瀑布是黃河流域的一大奇觀，是我國第二大瀑布。它位于山西省吉縣城西 南25公里的黃河壺口處。 黃河巨流一路奔騰，在山西和陜西交界處曲折南流，到山西吉縣與陜西宜川一帶，被兩岸蒼山挾持，約束在狹窄的石谷中。
“滔滔黃河，到此由300米寬驟然收束為50余米。這時河水奔騰怒嘯，山鳴谷應，形如巨壺沸騰，最后跌落深槽，形成落差達50米的壺口大瀑布。
“要說壺口瀑布的寬度和高度都不算大，值得人們驚訝的是其流量卻相當可觀。在冬季枯水期，秒流量最少時僅150至300立方米，這時河面冰封，細流涓涓，給人以俊美之感；四月初，一旦冰河解凍，秒流量驟增至1000立方米以上，最高時達8000立方米，這時，巨流夾著大量冰塊沖擊而下，如獅吼虎嘯，震天動地；到夏季，秒流量增至1000至2000立方米之間，這時，由于下游水位下降，落差加大，巨瀑破空而下……”文字的旁邊附著一張放大了的壺口地圖。
再怎么放大，你在地圖上看到的黃河只是一條線，而來到這里，你才感到黃河的雄偉與壯觀。黃河巨流一路奔騰，邁著巨人的腳步；咆哮萬里，如雷如鼓，如山崩，如海嘯，它那雷霆萬鈞，橫掃一切的恢宏之勢，足以讓任何企圖阻攔它的魑魅魍魎心驚膽寒。
這種大氣磅礴的自然景觀對每一個來到這里的人都會產生強烈的感染，無論是自由奔放的信天游，還是豪邁粗獷安塞腰鼓，照理就該出在這里，冼星海的經典名曲 《黃河大合唱》中的高潮部分——“怒吼吧，黃河”，想必也是在這里獲得靈感的，恐怕連共產黨打天下都曾從這里汲取過它那種氣吞山河的精神力量吧。
人們向來把黃河比作母親，唯有張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將黃河比作一個性格強悍的父親。的確如此，反正在黃河壺口的這一段，張承志的說法更為形象。那天，我們幾個人遠遠地站在岸邊，仍然能感受到大河的壯烈與威嚴。
陜北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歷史，使得這一地區的傳統民間藝術形式豐富，風格多樣。這里在秦漢以前是戎狄游牧區，秦朝開始在河谷川地開荒發展農業，東漢后曾為匈奴、鮮卑族所占據。因而，陜北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聚集地。唐宋以后，陜北地區一直是屏蔽關中，抵御北方民族侵襲的軍事重鎮。陜北地區的傳統文化藝術在多民族的交融中吸收了養料，以后，這里長期作為北方邊疆，一方面抗擊外來的侵擾，一方面維護和豐富著自身的文化傳承，這些都給陜北地區的傳統民間藝術打上了烙印。以安塞腰鼓為代表的陜北的鼓文化何以有那樣昂揚的氣勢？有那樣振奮人心的力量？陜北民歌何以有那樣豐富的旋律、那樣悠揚的曲調？包括風格的多元化，題材體裁的多樣化，無論是奔放激昂的豪情，還是委婉纏綿的心緒，都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其表現手段已臻極致……，還有那氣象萬千歷久彌新至今卻仍被稱作“古時花”的剪紙，這些無疑都是特殊的歷史文化積淀的結果。
陜北這塊皇天厚土給它的子孫后代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東西，在注重借鑒、講究包裝的今天，我們千萬不能忽略了這筆豐厚的遺產。我經常思索，它們經歷了千年歲月的洗禮，經過了滾滾風沙的磨礪，已經深深植根在這片土壤里，保護、珍惜、振興他們也同樣可以給我們的舞臺、我們的現代文化注入生機。
五
如今，腰鼓也罷，剪紙也罷，民歌也罷，統統被經濟大潮卷入了市場。幾千年來，純樸憨厚安貧樂道的人們，如今都把眼光盯上了效益——再也耐不住往日的貧寒了。當地政府也推波助瀾，在西部開發的戰鼓聲中，這些腰鼓、剪紙、信天游，包括壺口瀑布，如同當地的煤礦、油井、天然氣一樣，被當成了一種亟待開發的經濟資源。歌手、鼓手、剪紙能手，這兩年也都在市場上嘗到了甜頭。讓人擔心的是，它的文化色彩正在急劇消褪。在此之前，它的宗教色彩已被祛除，它的政治色彩早被消解，它的教化、審美、娛樂、傳播知識、傳授經驗、創造智慧等傳統文化中功利的和非功利的功能正在被淡化。一切都走向了形式化，表面化，乃至赤裸裸的商業化……別看那些熱情奔放的腰鼓手們，有錢則鑼鼓喧天；沒錢，他們便偃旗息鼓。還有許多年輕的剪紙婆姨們，她們在自家的窯洞窗上墻上是不貼剪花的。不為別的，她們自己并不覺得那有什么好看。平日剪紙的目的很明確，只是為了賣，不是為了愛。過去的剪紙之所以出色，那是因為它們來源于傳統，來源于生活，來源于對民間藝術的熱愛。如今，這些源泉都被市場大潮淹沒了。前面提到的那個后起之秀對我說，7歲開始學剪紙純粹是因為喜愛，11歲時，家里來了一個瑞典老太太，買了她母親的許多剪紙，一下子給了300元，那是1988年，300元是一大堆錢呢。“這在當時簡直就是一個天價，我們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這事一下子傳遍了安塞……”
一些人終于發現，這是一條生財之道。
多少年過去，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商品大潮的沖擊，在安塞的剪紙走出了安塞，走出了陜北，走出了國門的今天，安塞人反而不喜歡剪紙了。安塞人雖說不愛剪紙，但卻熱衷于大量的制造剪紙產品，其實應該說是商品。一為商品，便無足觀，許多剪紙都是以前作品的克隆。由于市場的需求，要求批量生產，哪里還容得你鉆到窯洞里斟酌揣摩，怎么快怎么來。藝術變成了技術；創作變成了制作。一向安貧樂道的陜北人，在市場利益的誘導下，一下子變得急不可待了。 “蘭花花”已成了酒店的招牌，五哥哥當上了大堂經理，四妹子去了夜總會的歌廳，信天游唱給大款們聽……
當今社會，時間的距離拉長了，上輩人與下輩人之間，甚至相差十歲、八歲的同輩人之間，變得難以理解了；與此同時，空間的距離則縮短了，黃河的水融入了蔚藍色的大海，地球變成了一個村。特別自中國加入WTO之后，政府明確提出要順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各地區各行業都要與世界接軌，與世界各國接的如何誰也說不清楚，但國內各地像是已經接軌——陜北人一個直觀的印象就的城市之間越來越相像了，一位久在外面闖蕩湖的榆林人對我說：榆林和延安和西安和北京和上海、廣洲、深圳都差不多，都一樣咯。一樣標識風格的連鎖快餐店、銀行網點、星級酒店，一樣的馬賽克、玻璃幕墻……。當然，像安塞、靖邊，米脂、綏德這些小地方，想要在這些硬件上追風趕浪還有待時日，但這并不妨礙當地農村青年的精神向往。清澗、佳縣的后生和妹子們如今同延安、西安的小伙和姑娘一樣，也涌現了大批的追星族，他們崇拜邁克爾?喬丹，喜歡貝克漢姆和辣妹，愛跳霹靂舞，愛聽搖滾樂……，北京上海甚至紐約的小伙姑娘興什么，陜北的后生妹子便也興什么。近年來不少地方還時興過起了“情人節”和“圣誕節”，倒把那自家那傳統的年節冷淡了……
惟有老人們還嘮叨著當年春節的熱鬧與隆重：
臘月初便開始醞釀了。一到臘月初八，北方人家家戶戶都要用五谷雜糧加上花生、栗子、紅棗、核桃、蓮子、果脯之類熬成一鍋香甜稠粘的臘八粥。當然現在城里已很少有人做臘八粥，但吃臘八粥，還是人們年跟前不可或缺的一道主食。過完臘八，離過年就越來越近了。
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來掃房；二十五，糊窗戶；二十六，燉肥豬；二十七，宰公雞；二十八，把面發；二十九，貼春聯；年三十，合家歡樂吃餃子。那時節，自臘月二十三以后，人們就進入了過年的程序，大家有條不紊，認真細致。
隨著生活節奏的越來越快，這些生動有趣的細節都已被簡略被忽略乃至被省略了。就像一只孔雀，當你拔光了她的羽毛之后，還能再看到她的美麗嗎？難怪今天的年輕人說過年沒意思。
這些年來，改革開放的步子越來越大，人們的日子越來越好，觀念越來越新，年卻越過越淡。從表面上看，這些民俗節令對于今天國人已不再具有過去那種毋庸置疑的魔力、魅力和凝聚力，晚輩們對于上輩人所認定的那些具有某種價值意義的東西不再認同,他們集體無意識地厭倦了那些古老的游戲；從本質上看，往宏觀上說，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的整合功能正在被消解。這種整合功能只存在于文化的整體結構——特別是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而并不孤立地存活于某一兩個傳統的文化形式之中。當這種文化心理結構被來自異域某種強勢文化所沖擊所取代之后，就算你把秧歌扭到了紐約，把腰鼓打到了聯合國，也不能說明你保持和發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
在我即將結束這篇文章時，耳旁又響起了陜北歌手賀玉堂前年冬天在安塞縣馬家溝的崖垴上為我們演唱的那首歌：
你曉得，
天下的黃河幾十幾道彎（哎），
幾十幾道灣上幾十幾只船（哎），
幾十幾只船上幾十幾根桿（哎），
幾十幾個（那）艄公（呀哈）來把船來扳。
……
歌聲高亢、蒼涼，意味深長。
2003/10/5 二稿
注釋：
①此段引號中文字，參見《“萬物生長靠太陽”與原始崇拜之一》，作者：王毅 http://www.pen123.net 2001-6-11 9:07:09 士柏咨詢網。
②《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陜西卷》P37。
③同上，P39。
④趕牲口的吆喝聲。
⑤盛，熬日子的意思。
注：在P3的《東方紅》樂譜中，由于用了WERDER文檔處理，沒有高低音符號，請再處理時注意加上。
作者簡歷：張新生（卜賀），副研究員。曾先后在《讀書》、《中國文化報》、《上海藝術家》、等報刊雜志上發表論文，評論、調查報告、隨筆等80余萬字，其中一些論文曾獲省級及廳級政府獎；為陜西電視臺擔任編導及撰稿，其中參與主創的專題片《為了國徽的圣潔》在第二屆全國優秀電視節目評獎中獲專題類二等獎；參與主創大型政論片《國格賦》，該片獲1999年中宣部第七屆"五個一工程"獎。現為國家重點課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專家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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