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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諸葛亮北伐的戰略意義，歷史學家們雖然津津樂道，但至今也沒說出個所以然。有人甚至認為諸葛亮根本就不應該北伐，即使是對北伐持肯定態度的人，也不過是把它作為積極防御，即戰略上的防守，戰術上的進攻。至于諸葛亮北伐的動機，很多人總是局限在“漢賊不兩立”方面，而對戰略的實質卻始終無法洞悉。潘太史最近有所心得，愿將成果公諸于世，以便引起爭鳴，最終一錘定音。
諸葛亮在《隆中對》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將軍若跨有荊、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誠如是，則霸業可成矣”。可見，諸葛亮當初的戰略是極其謹慎的，即使具備了兩路夾攻的條件，還須“天下有變”。但是在他主政以后，劉備、關羽等人先后亡故，實力大損；荊州已為孫權所有，雖然還保持著同盟關系，但在協調作戰方面肯定不會十分得心應手，客觀情況要比之《隆中對》所想象的要嚴酷得多。但是諸葛亮卻義無返顧地一再北伐，其原因何在呢？其實，在前后《出師表》中已經說得十分清楚，只不過一直為人所忽略罷了。
請大家先看原文：“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屯將七十余人，武騎千余人，此皆數十年所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所獨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由此可見，諸葛亮已經認識到了四川地險而民怯，如果不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擴大疆域，拖到第二代、第三代的話，不要說進取中原，就連守住四川都很成問題，所以他才改變了原先的戰略，變得異常積極主動。大概是想利用尚存的“四方精銳”，先占領關中，至少也要打下甘、涼二州，得到當地驍勇善戰的兵員，才有將來取得最后勝利的希望。至于是否應該采納魏延的戰法，兵出子午谷，則純屬戰術問題，不在本篇文章的考慮之列。
其實，蜀中地險而民怯的問題，在當時就不算是什么秘密。例一：公元214年，曹操破張魯。主簿劉曄曰：“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若小緩之，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雖守將斬之而不能安也”。例二：公元263年，或以為鐘會主蜀，必生大亂。晉公司馬昭曰：“夫人心預怯則智勇并竭，蜀以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
后人的見解則更加深刻，公元925年，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郭崇韜以問翰林學士李愚，對曰：“宜乘其人情崩離，風趨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李紹琛進至綿州。蜀兵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曰：“吾孤軍深入，利在速戰。乘其破膽之時，但得百余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壁近關，則勝負未可知矣。”遂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余人。蜀主遣使請降，自出師至克蜀凡70日。得兵三萬，鎧仗、錢糧共以千萬計。從歷史上看，割據四川的諸侯好象從未有傳世三代以上的，五代時期的王建、孟知祥都是如此。明朝末年的流寇張獻忠，率領被左良玉擊潰的殘兵敗將，不費吹灰之力就占據了四川。
由此可見，北伐是諸葛亮當年唯一正確的選擇。雖然進行戰爭的條件并不有利，但是只有速戰速決，他才有獲勝的希望。相反，任何看來穩妥的戰略，在當時的情況下都無異于坐以待斃。假如他的對手不象司馬懿那樣精通謀略，再假如能多活十年，并不是沒有取勝的可能性。杜甫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作者：潘國良 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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